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制度？

去年，三联中读携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推出了精选电台“北大文研学堂”，为大家带来一系列专家学者的精彩解读，打造了一座线上的思想宝库。在第一季中，我们首先了推出“文明的起源”专题，回溯早期中国的历史，探究西方文明的起源，寻找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路径；在接下来的第二季中，我们以“多面的制度”为主题，讨论古今中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带大家了解典章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而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左传》中也留下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忆，稍晚成书的《周礼》，更是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缜密思维。

而自秦汉帝国以来，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的代表的“二十四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而在现代历史学于中国建立后，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的篇幅。无论是讲求史料考证的史料学派，还是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都曾对制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心力。

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其中重要的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可称之汗牛充栋。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帛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而自90年代以来，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教授提倡制度史观，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推动的日常统治研究，都是其中的显例。

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对于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还存在着不少分歧。

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令条文，还是在具体政治社会中的实践？制度居于支配性的统摄地位还常常是为接受者的能动性所干扰甚至左右。研究制度应立足中央/国家还是地方/社会？观察视角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可以说，在这些关涉制度最基础、最紧要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命题。早在19世纪，即有所谓的旧制度主义，而伴随对20世纪50、60年代主流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制度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术主张常常被称为新制度主义。

如何发现特定政治体制的特征以及制度运行中各类正式、非正式的惯例和价值体系？制度与行为如何互动？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推进。

不过，何谓制度？社会科学内部同样是众说纷纭。制度是什么？制度与行动者关系如何？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这些历史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争议的焦点。         

在首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从制度史的视角，分析周代可视性的等级标志——酒爵与酒尊。发达的衔号系统，精密的升降规则，森然不紊的等级待遇，必定是行政体制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五等爵及公卿大夫士爵，西周仅在孕育之中，它们实际都是春秋以来才逐渐成形的。然而，西周已是贵族社会，大小贵族虽不像后世那样有成熟的品秩勋爵，但也形成了一些萌芽性的、原生性的标识方式。